[摘要]从一种体制转换成另一种体制，称作制度调整。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西方各国人民对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新的思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速度在经历了几十年间或快或慢的进展后，从现在起速度有可能逐渐加快，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测：在这次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而且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比以前表现得更加突出。不管从2008年起西欧国家是转入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三阶段的开始，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二阶段的延续，资本主义制度调整都将持续下去。这就是对今后较长时期我们可以作出的判断。
[关键词]世界经济危机；世界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体制置换；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美国；西欧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2-0048-06
一、制度调整的含义
制度调整和制度更替不同。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被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所替代，称作制度更替。而在一种制度之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不同的体制代表着该种制度下不同的治理方式和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从一种体制转换成另一种体制，称作制度调整。
制度调整是在同一种制度之下进行的。体制转换了，但制度并未改变，这种变化只不过是制度本身的一种调整而已。从制度调整的角度考察已往的历史，我们可以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变迁以及历史的连续性等等有新的认识。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同样存在着制度调整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同样会有不同的体制。不能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同一二百年前的体制是一模一样的。资本主义制度自从确立以来，体制也在不断变化。但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的变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了。“能不能作这样的思考：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同19世纪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却改变了，转换了，从而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延续下来了。”
在西方国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随着T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也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新的社会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一开始是带有自发性的，即主要来自民间。当然，即使来自民间的、自发的制度调整，最终仍需要由政府予以肯定，由议会制定法律，但这并不是否定民间行动的积极意义，例如，企业制度的完善、市场信用体系的建立、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等等，都属于制度调整之列，但都是民间自发调整在先，法律制定在后。又如，全民普选制度的实现和民党通过公开竞选方式组成政府，以及选民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等等，情况也如此。这些制度调整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已陆续实现了。
然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起着更大推动作用的事件则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在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失业人数激增，社会动荡加剧，社会上要求政府对社会和经济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大为高涨。西方国家的政府从这时起相继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措施，如干预经济以增加就业，关注民生问题以缓解社会矛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西方国家在维持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采取了比较有力的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西方国家的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平稳发展的，GDP逐步增长，人均收入也随之提高。尽管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有高有低，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所差异，各国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进度也有快有慢，但各国社会基本上都能够接受制度调整的现实，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制度调整的结果也继续存在，并被一些国家的法律固定下来了。
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引起的
西方各国人民的思考
20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并且很快就影响到实体经济，西欧国家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波及。这是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未曾发生过的社会经济大震荡。这场由美国开始并把西欧国家席卷在内的严重经济危机，使西欧各国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感到震惊。为什么这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来势这样迅猛?影响面这么大?为什么经济平稳发展了这么多年一下子会受到这样严重的冲击?为什么政府事前未能察觉并采取措施制止?总之，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还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对此，有些人甚至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
经济学家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大多只涉及表面的问题，而没有进入深层次去探究危机的根源所在；有些解释至多也只是提出一些应急的、救市的措施，而没有从制度上、体制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这一方面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另一方面却引发人们作较深入的探讨，为资本主义制度寻找出路。有关金融危机引起的思考，在西欧国家比在美国更有市场，更有民众的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西欧总是走在美国的前面，西欧各国的一些政党和职业政治家们所考虑的制度调整问题要比美国一些政党和职业政治家所考虑的更深刻。西欧各国一些群众团体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似乎也比美国一些群众团体更加激进。因此，尽管这场金融危机并非起始于西欧，而且除个别国家以外，一般西欧国家所受到的来自美国金融危机的打击并不比美国厉害，但西欧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反思却远远走在美国的前面。
严重的金融危机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所引起的思考，首先在于对自由市场经济看法的进一步转变。回顾70多年前，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曾经导致人们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产生怀疑，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既认为是对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缺陷的一种补充，也认为是更好地贯彻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手段，因为亚当·斯密在论述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问题。依赖于政府的调节，不仅不会阻碍自由市场经济目标的实现，反而会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可能性。正因为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的观念发生了上述变化，所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西欧社会、政治、经济中的一系列变化，如国有化的试验、政府经济计划的实施、政府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等等。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关于这一点，西方经济学界并不否认。
然而，也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西欧主要国家经济的恢复增长，再加上西欧的国有化试验未能取得预料中的成效，经济中明显地出现了效率下降、创新动力减退等现象，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的社会改革情绪也有所降低，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势头并没有停止，因为20世纪60
—7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恶化、地区收入差距扩大、青年对教育制度不满、种族歧视再度引起社会关注等等问题，进而推动着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使得西欧国家在社会政策上也有相应的转变，即比过去更加关心国内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西欧国家，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没有减弱，而是在继续加强。主要表现于对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重视，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注意以及对人权状况改善的关切等等。这些都反映于若干政策的重新制订和修改上。
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对西欧经济造成的冲击和由此发生的银行倒闭、企业亏蚀、失业人数增加、房价下跌、股市低迷等问题，引起西欧国家一些人的忧虑，进而对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有了新的思考，从而会进一步影响政策的调整。
思考之一：为什么西欧经济会这样快地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除了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以后美国和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外，是不是也与西欧国家本身经济和金融业的明显缺陷有关?
这里所说的西欧国家经济的明显缺陷，主要反映于西欧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过大；西欧各国金融业的明显缺陷，主要反映于西欧各国金融业同美国的金融业一样，缺少必要的监管，听任金融机构为了盈利的目的导致金融泡沫滋生，以至于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便全盘陷入困境。这样，在下一步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方面，应当加强对金融的监管，从制度上保证金融的平稳运行，防止信贷失控，防止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的出现，而且在一旦出现泡沫苗头的时候，政府应当加大干预力度，及早化解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为此，应当建立有效的金融运行预警机制，以免在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再着手干预，从而可以避免更大损失的发生。
思考之二：为什么西欧经济会过度依赖美国经济，以至于美国金融和经济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使西欧金融和经济受到牵连?
这被认为由三个原因造成。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西欧各国都必须依靠美国和美元的流入以振兴战后的经济，从而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长期存在，美国经济从多方面影响着西欧经济。
二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必须依靠美国，同美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这是不以西欧各国政府意志为转移的冷战格局的产物。尽管到了冷战后期，西欧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上要求西欧国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主要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但西欧国家的历届政府仍然无意于摆脱这种战后初期形成的冷战格局。冷战结束以后，形势有所变化，西欧国家对于如何处理今后同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了分歧，有些国家的自主性加大了，有些国家仍同以前一样，但从总体上说，西欧同美国的关系变化不大。这就是现状。
三是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国情不同，经济结构也各不相同，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它们各自同美国经济的关系。美国对西欧的投资、同西欧的进出口联系，以及股权的相互渗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不同的西欧国家，因此，美国经济的波动必定通过不同渠道传递到西欧国家。相对于美国而言，西欧国家一般都是较小的国家，即使像英国、德国、法国这三个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同美国相比仍相当逊色。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经济实力的距离使得单个西欧国家不可能同美国抗衡，更说不上同美国较量或一争高下了，所以只有走经济联合起来的道路。然而，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欧一些国家即尝试着走联合的道路，直到如今，它们在联合方面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西欧各国之间矛盾很多，对统一的对内对外政策经常出现分歧，加上各国经济结构不一样，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往往抵消了合作的努力，所以仍然无法同美国抗衡。这也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根据以上的分析，既然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从政治上考虑西欧各国即使同美国的利益不尽一致但也不能不保持紧紧依靠美国的现状。西欧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都不如美国，而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又因内部矛盾重重难以协调。所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欧各国政府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市，如何向困难中的银行和大制造业公司注入政府资本，以帮助它们及早摆脱困境。改变世界货币体系或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之类的大问题则只可能进行意向性的争论、探讨和谈判，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争论、探讨和谈判还将继续，而且西欧某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世界货币体系或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不能缺少新兴大国的参与，同样也不能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就给西欧国家以启示：在今后国际经济的交往中，不仅需要有西欧各国在现有联合行动基础上的进一步内部磋商，解决分歧，同时也需要同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使世界货币体系逐步走向多元化的格局。
思考之三：为了拯救陷于困难之中的西欧各国银行和大制造业公司，政府的注资行为看来已成为一项救急的政策措施。这是对现有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补救，同时也是对下一步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推动。国家在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的西方经济中的作用增强了，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调节职能加大了，但政府注资于私营大银行和私营大公司的措施会引发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政府注入的资本归根到底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帮助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呢?当初，如果这些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资本家不是那么贪婪，那么疯狂追逐暴利，现在会陷入危机之中吗?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资本家之所以陷入危机困境，这是自作自受的结果，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帮助他们呢?但主张政府注入资本挽救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的人则认为，注资并不是单纯地拯救这些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及其投资人，总的说来是拯救西方经济，使国家经济得以走出萧条，使就业者保住工作岗位，使纳税人受益、使国家受益。这场争论看来是后一种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实际上却又反映了另一个值得西方社会各界思考的问题，即为了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拯救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样做，值不值得?有没有必要?较多的人仍然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值得保留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需要调整或改革，但并不是想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想用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不足。这种态度实际上同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态度是一样的，即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调整、改革之后依然保留下来，但使之更适合新的形势的要求。
第二，尽管西方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主观上并没有想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但由于加大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尤其是国家向私营大银行和大公司注入了巨额资本，使它们成为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企业，有人说，其结果会不会出
于西方同家政府领导人的预料而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然而，社会各界的看法不一定认同这种预测。理由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某些西欧国家曾经这样做过，以至于被认为是在转向社会主义，但结果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做法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范畴，即使西方国家采取了这样一些做法，经济中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下实现的，资本主义制度照样存在，仍同以前一样运转。理由之二，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和向私营大银行、大制造业公司注入国家资本的措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工党执政期间，都有过类似的做法，但根据这些西欧国家的经验来看，很可能是临时性的、应急的措施，或者是并不成功的经验，等到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以后，这些国家又会逐渐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新把自由市场经济奉为准则。至于国家投资所拥有的企业中的股份，会被部分售出或全部售出，即实行所谓的“非国有化”。这些经验清楚地表明，在危机来临时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和向私营企业注入资本的措施，包括某些企业、甚至某些行业实行“国有化”的措施，并不等于这些西方国家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向了社会主义制度。
三、资本主义进一步实现制度调整的可能性
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至今仍在继续深化之中。对于危机可能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否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即资本主义进一步实现制度调整的可能性增加了。
要知道，尽管包括美国和西欧各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领导人，主观上想早日结束经济衰退，稳定社会，使经济能够较快地转上复苏的轨道：并且，尽管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采取了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和向私营企业注入资本的措施，但他们并不想使自己的国家转入社会主义的轨道。这一动向是十分明朗的。但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某些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民众是怎么想的?他们会怎样看待本国政府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另一个问题是西欧某些国家的左翼政党是怎么想的?他们在未来的大选中会提出什么样的纲领、主张，以争取选民的支持?为什么这里只提西欧某些国家而不提美国，是因为社会党人在西欧社会一直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社会党与保守的政党之间的角逐可说势均力敌，交替执政的情形屡见不鲜，而不像美国那样社会党势力(不管它们以什么名义出现)很难成气候。
下面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某些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是怎样想的?又是怎样看待本国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措施的?
如上所述，尽管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不是社会主义措施，但在西欧国家，中低收入阶层长期以来认为社会党所倡导以及执政期间所推行的福利政策等等，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政策，所以中低收入家庭认为西欧国家在经历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转向社会主义是值得欢迎的。这样也就在政治上产生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政府进一步采取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阻力会减少，获得的支持度会增大，从而使进一步的制度调整进行得比较顺利；另一方面，既然中低收入家庭认为这些政策措施是转向社会主义的政策措施，这就增加了进一步向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从而使得西欧国家在金融形势和经济形势好转之后试图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或试图撤出国家对私营大银行、大公司的注资时，会受到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和社会各界的压力，甚至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目前虽然看不到这种迹象，但未必以后不会出现政治上的动荡，未必以后在大选中政党之间不会就此发生激烈的争辩。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速度在经历了几十年间或快或慢的进展后，从现在起，速度有可能逐渐加快，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测：在这次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会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进行，而且制度调整的刚性或不可逆性也会比以前表现得更加突出。
进一步分析，能不能作出如下的推测：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后，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就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经历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之后，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到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前夕已经达到了顶点，越过这个顶点，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受到普遍的质疑，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表明了自由市场经济作用的局限性，从此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便有了合理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国家的议会先后用法律形式使得政府的经济干预具有合法性。隔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降临，在西方各国普遍遭到打击的情形下，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又一次受到质疑，于是就有了政府加强对经济干预和国家向私营大银行、大公司注入资本的呼声，并相继在西方各国成为具体措施。如果以1929年为分界线，把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和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两种不同体制之下的资本主义，即1929年以前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为混合市场经济(或者像德国经济学界经常采用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一是反映于自由市场经济运行基础上国家的干预力度增大了，政府在认为必要时对经济进行的调节力度加强了；二是反映于私营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股权参与或国有化比重增大了。而这两个特征中，在美国主要以第一个特征为主；在西欧一些国家，两个特征是并存的，甚至是并重的。
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角度来看，制度调整实际上就是体制的转换。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转到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并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但体制却转换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倾向性和他们在大选中的作用，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推动力。
再讨论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在西欧某些国家，左翼政党是怎样想的?他们在未来的大选中会提出什么样的纲领、主张，以争取选民的支持?
要知道，今天西欧国家的左翼政党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不同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西欧国家的左翼政党了。当时仍处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时期，西欧国家的社会党奉行的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作为政治目标，而社会党的支持者一直以工会会员为基本队伍。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党的基本队伍逐渐转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权主义者、绿色运动的活动分子，当然也有一部分产业工人。不仅如此，社会党的纲领也在变化之中。例如，在欧洲所有各个社会党中间，最有影响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展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中心是：保留数
十年来一直沿用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还是改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民主社会主义”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形容词；而“社会民主主义”的主体则是“民主主义”，“社会”则是形容词。这一动向是值得注意的，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和政策的调整，即已不再把“社会主义”作为目标，而是把“民主主义”作为目标了。
这场争论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进程中，包括社会党在内的西欧国家各个政党从总的说来都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这一事实，各个政党的差别主要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力度够不够大，调整的范围够不够广，还有哪些方面应该及早调整而没有调整，等等。几乎没有哪一个党是不同意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因为不同意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在选举中将失去选民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对西欧社会经济的巨大冲击不可避免地会对西欧国家今后的政党活动和竞选纲领产生有力的影响。社会党，无论是作为执政党还是作为在野党，都会把继续推进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当成是争取选民的纲领性目标，其中将包括下列措施，如加强对私营银行和私营大公司的监管，建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预警机制，扩大有利于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保障，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老年福利方面继续进行改革，以缩小社会的收入差距，等等。尽管这些依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但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将被继续推进。在今后的大选中，西欧各国的左翼政党看来不会忽视继续推进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这一可以争取选民支持的纲领，不管它们能否成为执政党，都将使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速度加快。
如果把19世纪后期到1929年之间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尽管这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只是零星的、局部的)称作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第一阶段，把1929年以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称作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阶段的话，那么能不能把2008年看成是另一个分界线呢?也就是说，主要对西欧国家而言，能不能把2008年以后称作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第三阶段呢?
现在作出这样的预测肯定为时过早：一是由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刚刚发生，现在还难以预料2009年是否已到谷底，2009年会不会出现转折，由萧条转向复苏，而且危机给西欧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二是由于目前西欧国家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救市措施是否见效，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得出结论，特别是还有没有后续的政策措施，如果有的话，究竟是哪些后续的政策措施，这同样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对后续政策措施的效应，尤其是它对西欧社会经济的影响作出判断。因此，现在还只能处于观察阶段。经济学家的预测仅仅是一种预测而已。
在这里，有必要重提本文一开始就已阐述的论点，即资本主义制度调整始终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制度调整，或者说，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体制改革、体制转换，这种体制改革、体制转换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使它更适合当前的形势，使社会矛盾不致激化，以及更顺应社会各界的要求。不改体制，制度难以继续维持；改了体制，制度将继续保留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的实质。
不管从2008年起西欧国家是转入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三阶段的开始，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调整第二阶段的延续，资本主义制度调整都将持续下去。这就是对今后较长的时期我们可以作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