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传统时期的古物观念，近代以来由于西潮涌入而发生较大改变，自“体”和“用”两个维度，开始了从私藏到公藏，从私利到公益的转变。自晚清开启的这个历史过程，最终以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建立为结果。而早期博物馆的创设，大多也因处理古物问题为契机，此遂奠定了今日中国博物馆偏重古物，重视文物，名曰博物馆，而实为古物馆的历史大格局。
关键词：近代 古物 文物 中国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G260；K25 文献标识码：A
关于中国近代博物馆的起源与发展，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足资参考[1]。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端志和费耕雨即对此问题有所讨论，如陈端志认为1905年“南通博物苑的经营，实为国人创办博物馆之发轫”，“在我国博物馆史上，乃是最先的一页”[2]，这基本奠定了今天描述中国博物馆发展系谱的基础。而几乎同时，费耕雨认为“华人自创的博物馆，则在最近数年”，1930年开馆的“中央研究院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北平研究院的博物馆”，“只可说是博物馆事业的萌芽”[3]，此种差别，颇值玩味。出身于文史之学的陈端志和致力于昆虫学的费耕雨，因为学科背景不同，在各自著作中，雖然都对乔治·古德（George Brown Goode）关于博物馆的经典定义表示了认同，即博物馆为“保存最足以说明自然的现象，及人类的业绩等物品，利用之以为民众知识的向上，及文化事业发展之一种设施”[4]，但陈端志继续发挥，认为博物馆“不但可以保存文献，提高文化，还可以陶冶性情，培养志趣”[5]，字里行间，处处留露出“博物馆”与“古物”、“文物”及“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6]。而在费耕雨眼中，理想的博物馆，以地方博物馆而言，“务须地方的色彩浓厚，陈列品中，对于该市的历史考古学、地方的动物、植物、地质的资料，以及地方的工艺美术品的代表，应广为网罗”，完备的博物馆当包括历史、科学和工艺美术三大部分，方能使“人人理解人类过去的生活，引起爱乡的观念”，“养其国民的精神，而理解周围的自然，得关于天产资源的知识，唤起应用于产业的兴味”[7]。依此标准，费耕雨并不认为故宫博物院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因为其收藏和陈列仅有清宫旧藏的古物，而缺乏科学和工艺美术方面的藏品，所以建议改名为“特种历史博物馆或改为历史博物馆较为适宜”[8]。可见在同一时代，即便是认同一致的“博物馆”定义，在实际思考中，也会出现歧义丛生的现象[9]。而汉语“博物馆”一词，自近代被创造以来，直至今天，其含义和具体指向，更是发生了较大的改变[10]。清季人概念中的“博物馆”，本应当“无物不包”，具体而言，则应“广搜博采，务求齐全”，种类上“动物飞潜，搜罗必备；凡奇珍异物，宝玉明珠，火齐木难之属，悉罗而致之”，“他若山岳之所蕴藏，渊海之所产贮，俱收并蓄，以供览观而备查核焉”[11]，若只陈列古物，则可名为“博古院”、“集古楼”或“仿古院”。然而近代以来乃至现代，显然陈端志的认知和表述已然成为主流，即大量的综合性博物馆或地方博物馆，虽名为“博物”，事实上却缺乏自然历史和工艺美术的陈列，仅收藏古物（文物）而已。清季人倡言开设的“博物馆”，本当“陈列中外新奇各物，使学徒开其耳目，以资集益”[12]，或者“凡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各种新器，如铁舰、轮船、水雷、火器，及各种电学、化学、光学、重学、天学、地学、物学、医学诸图器，各种矿质动植物种类，皆为备购，博览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13]，再反观今日“博物馆”之所指，那么近代博物馆由“集新”之所转变为今日“集旧”之地的大趋势，也就不难发现了。
之所以有如此转变，原因非常复杂，本文仅拟从观念层面探讨近代“古物”观念变迁与中国博物馆创建源始的关系。“古物”与“文物”，本皆汉语固有词汇，“古物”含义较为单一，顾名思义，多指往昔之物，在近代法律制度层面，犹一度可指“古迹”和“古建筑”[14]。而“文物”，本意指“典章制度”或和礼乐制度有关的器物[15]，现在则泛指所有历史遗留之物，细分还有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区别。“文物”概念逐渐取代“古物”的历史过程，大概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近代知识与文化的转型，在行政法律领域，以及作为专业术语和日常使用，“古物”一词最终被“文物”取代。朱嫦巧从理论出发，指出“文物”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化”，而“文物”一词含义的近代转向，很大程度“源于物质与人关系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首先是发生在人对于物质世界的认知上，其次表现在物质世界的解释论述中”[16]，这个观点极富启发性，但忽略了对中国近代以来相关具体史实的考察。本文拟从具体史实着手，以传统时期“古物”观念的近代变迁为考察对象，试图为理解中国近代博物馆的起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所谓“古物”，即指历史遗留之物（并非与人类活动绝对相关，但大多与人类活动有关），而古物观念，则是以“古物”为核心的一系列认知，具体而言，则包括对“古物”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认识、对“古物”研究方法的认识及对“古物”价值作用的认识等。为方便讨论，本文援引了“体”和“用”分析模式，“古物”的本质为“物”，但因其来自于往昔，所以“在这个物的世界里”，“占据了特殊的地位”[17]，自“物”的角度而言，“物”的所有权和归属权，即谁拥有此物，可视为“体”；而作为特殊之“物”的“古物”，由谁来使用，如何使用，以及有什么用，可视为“用”，而联接“古物”、“体”与“用”的媒介，正是看待古物的眼光和研究古物的方法。如李济所言，同样是以历史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和考古学，却“好像炼丹学之与现代化学；采药学之与现代植物学”，之所以误会考古学“不过是金石学的一个别名”，一个重要来源即是“以为古物本身自有不变的历史价值”[18]。针对同样的古物，因为观念不同，或是学养差异，常会做出截然相异的价值判断，此一现象，在近代对于“古物”而言，尤其明显，所以李济才会呼吁“一切好古的人，对于一切古物”，应当“用近代的方法来研究，近代的方法来保存”，只有“用这种眼光来衡量，这种方法来对待，才不辜负我们祖先辛苦艰难所留下来的遗物”[19]。
传统时期[20]的古物观念，目前尚未见到有系统研究，重点所在，则是对宋、清两朝的金石学进行探讨。本文在此无力也无意对传统时期关于古物的所有观念做一总检讨，而仅就晚近以来关于古物的归属权和使用权的观念变化进行讨论，以此来提供一个重新审思中国近代博物馆起源的新路径。1936年陈端志曾言中国历来保存古物，没有妥善之法，尤其晚清以来大量文物流失国外，“中国人研究本国文物的，反有材料缺乏之感，因有谋所以保存的方法，而博物馆事业乃移植于中土”[21]。李济约在此时，也提出由于“西方的学说输入”，古物公有的观念才被国人接受，“认为收藏古物当为大众的兴趣和福利”，“近代化的博物馆，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了”[22]。可见古物收藏和保存的“公有”观念，在前人眼中，确与中国博物馆事业起源有着极其密切的因果关系。约略而言，从“体”的方面，近代古物收藏由此前私人与内府（公家、朝廷）的“私藏”，转变为由现代国家和社会主导的“公藏”；自“用”而言，古物的作用则由“私利”开始导向为“公益”。于是自清季以来，传统时期“古物”的“中体中用”，在西学冲击与政治变动、制度转型及文物外流情况加剧等综合作用下，日益转变为承载了近代新知识和新制度的“西体西用”，而就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近代的博物馆事业诞生了。
一 古物之“体”：从私藏到公藏
徐玲曾指出，“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构建始自观念上的古物保护博物馆化，即古物由私家保藏至博物馆保护的观念转型成为近代中国博物馆公共性建设必须完成的首要之务”[23]，这委实切中了要害，在徐玲看来，正是“西方文化中的公共观念”在近代的传播，从而“带动中国传统古保藏模式转向近代博物馆化”[24]。传统时期的古物收藏，见诸于史册者，无外乎私人收藏与内府收藏，收藏范围包括陶瓷、玉器、铜器、钱币、书法、绘画、碑帖、文具、石玩、印章、古籍、漆器等，这些收藏，“无论公家私人，都是为少数人的兴趣而收藏”[25]，而收藏主体“一般是朝廷官宦、文人雅士，目的在于秘阁珍庋，书房清供，研究侧重证经补史，文字考订”[26]。晚清以来，对比了西方国家和东邻日本的古物收藏模式——设立机构进行公藏后，清季士人遂对此传统模式提出批评，指出私藏存在种种不足，从而倡议建立公藏机构——博物馆来对古物进行保存，并首次在国家层面，开启了创设博物馆机构的新局面。
1905年5月，身在英国“充出使英国、义国、比国大臣”的张德彝，在日记中写到“英廷定例，凡古物经人拾得或经掘得，无大小，皆寻归本主，无则归官，匿不报者罚”，并认定地中埋藏的古物与土地所有者没有关系[27]，这当是反映近代（无主）古物国有化制度的较早记录。同年，游历日本后的张謇，分别上书学部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呈请朝廷设立图书馆与博物馆合一的博览馆，试图推动朝廷将内府秘藏的典籍和古物公开化，化“私藏”为“公藏”，“公于国人”。张謇认为中国历史悠久，经籍、图绘和金石之属的“古物”，“皇古迄今，不可胜计”，中国传统的古物收藏模式，“聚于上者，有朝廷之征求；聚于下者，有私家之搜辑”，而“朝廷之征求，尊为中秘之藏”，“私家之搜集，则囿于方隅，限于财力”，本质上皆“私于其家”，而不能“公诸天下”[28]。私人收藏限于地域和财力，数量质量均有限，而清廷内府的皇室藏品，则“足以垂一代之典谟，震万方之观听”[29]，若能仿效日本建立帝室博览馆，朝廷一方面将“历代内府所藏”的古物公开，同时鼓励国人将私藏的古物在博览馆陈列，那么必能使莘莘学子“得有所观摩研究以辅益于学校”，同时收取“宣上德而扬国光”的效果。在筹建南通博物苑的实践中，张謇更指出利用博物馆公藏古物，可凭借《万国公法》获得保护，古物保存事业方“可大可久”，而传统官藏古物模式，代表如兰台石室，“徒秘于一姓之宫廷，帏盖縢囊，终泯于异时”，更遑论民间私藏古物的命运，所以“私藏”与“公藏”的差别，真是“相去不可同日语矣”[30]。
张謇创建博览馆与南通博物苑，希冀化“私藏”为“公藏”的努力和实践，最终得到了清廷的认可。1909年，清廷民政部在全国推行古物和古迹保存工作，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针对古物，“中国历来无一公共贮藏之所”，传统古物收藏“或秘于一家，或私于一姓，一经兵火，散失焚弃，瓦砾之不如”[31]，所以历时愈久，古物愈少。而清季的社会动荡，以及外国商人勾结国人大肆贩售古物出洋的局面，更使得保存古物的任务迫在眉睫，办法之一，即是“在各省创设博物馆，随时搜辑，分类储藏”，同时鼓励民间私人将私藏古物“捐入馆中，永远存置，或者暂时存置”，按照《万国公法》的规定，博物馆可免于战祸，收存在其中的“古物”，因为“共之众人”，所以“既免幽闭之害，兼得保存之益”[32]，可保长久。由此可见，至迟在1909年，传统的古物收藏模式“私藏”，已然在观念上被官方摒弃，“私藏”并不利于古物保存，而唯有将古物的“私藏”转化为“公藏”，并且设立博物馆作为公藏古物的专门机构，古物保存事业方能长久。讽刺的是在民政部化“私藏”为“公藏”的设想中，清廷皇室的“私藏”如何转为“公藏”却未被提及，而将“私藏”真正转换为“公藏”并在国家层面开启的中国博物馆早期事业，恰是进入民国之后围绕如何将清廷皇室“私藏”转化为“公藏”而展开。
清帝逊位后，按照约定将以三大殿为核心的前朝交出，民国由此接收到的三海、三殿等，因属“古迹”且以往“私于皇室”，在国体变更之后，张謇呼吁应当因地设立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对外开放[33]，这自然也是用“公藏”代替“私藏”以求长远保存思路的延伸。与此同时，民国政府还接收了前清国子监，国子监本身即是古迹，“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且“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学所用器具等”古物，教育部遂提议以此为基础，设立历史博物馆，除对国子监内的旧物进行清理外，“各处遇有古物发现亦随时设法采访”[34]。而1914年成立的古物陈列所，更是鉴于中国历代古物虽多，但“顾以时代谢，历劫既多，或委弃于兵戈，或消沉于水火，剥蚀湮没，存者益鲜”，再加上“异邦人士”的搜购，保存中国古物已然成了“国家之责”[35]，所以民国政府才以收购方式购买了前清皇室的“私藏”，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化“私藏”为“公藏”。如果今日将古物陈列所定性为“中国的第一座国家博物馆”[36]，那么可见中国的第一座国家博物馆，竟然是以处理“古物”问题而开場，虽然当时的执事者清楚意识到设立古物陈列所仅仅“以为博物院之先导”，因为只保存和陈列古物并不能称之为“博物院”[37]，但将“古物”由私家一姓的“私藏”转化为国家职责的“公藏”，且由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对古物进行保管的观念，已然成为指导民国政府行为的准则。由此出发，1923年发现的新郑古器，首先成为1923年动议筹建河南历史博物馆的起因，最终“构成1927年筹备的河南博物馆的奠基收藏”[38]。 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也正是彻底将皇室“私产”转化为“国宝”的标志[39]。由此可见，自1905年张謇的上书及南通博物苑的设立，1909年清廷民政部在各省要求成立博物馆以保存古物，以及民国之后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地方如河南博物馆、广州博物馆[40]等相继建立，均是在新式“公藏”优于传统“私藏”的认知之下，试图将“古物”、“古迹”由“私藏”转化为“公藏”的结果。而在中央政府层面，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也莫不以处理古物问题而始，以最终“公藏”古物而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博物馆事业开创之初的实践，即带有极其明显的“集旧”基因，以古物为核心，以文物作为博物馆最为重要甚至唯一的业务内容。
二 古物之“用”：从私利到公益
传统时期的古物收藏，无论是私人还是官府，皆以“私藏”为体，一般付诸高庋，秘不示人，有斯之“体”则有斯之“用”，与“古物”问题类似，传统时期的藏书模式，也因其“私藏”而在1894年遭到了郑观应的批评。在《盛世危言·藏书》中，郑观应指出虽然清代注重文治，图书收藏也达到了历代顶峰，但所藏之书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根源则在“私而不公也”[41]，倘若清廷能够仿效英国，于各厅州县创立公共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公开藏书，“无论寒儒博士”，皆可入院观览，如此经营数十年后，必能造就人才，或为文武将相，或著古今未有之奇书，或造中外所无的利器，“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皆本于“读书稽古二事”[42]，郑观应引以为之的榜样，恰恰就是伦敦大英博物院（馆）图书馆。早在1867年，王韬就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认为博物馆“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纵令士庶往观”[43]的用意至为良美，用意甚深，而稍后的駐德公使李凤苞则径直言道“西国博物馆之设，不单资考证、广见闻也”，而且可以推动实业，有益民生[44]。此一特点，张謇1908年归纳为“自欧人导公益于文明，广知识于世界”，才会“有博物馆之设”[45]。“公益”概念的提出，正是对“私益”相对而言。1903年张謇集资创设了翰墨林书局，在书局章程中他就明确提出设立书局的宗旨，“私益之义少，而为一方学术公益之义多”[46]。传统时期的古物，无论是私藏于个人或官府，在张謇看来，都是“扃键锢箧”，私于其家，“古物”不能成为“居今稽古”的材料，广大承学之士，只能望洋兴叹，这完全违背了《周礼》设立天府、藏史和外史的本意[47]。
传统时期如何看待古物之用？今者多以宋代金石学家观点为代表，如刘敞提出三代之事虽不可见，但利用先秦古器，依然可使“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48]。吕大临对“好事者”搜集古物，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的“玩古”风气进行批评，认为士大夫面对古物，应当“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风，如见其人矣”，进而“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49]。赵明诚对待古物，则认为“玩古”之外，尚能以古物考证“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纠正史籍记载的谬误[50]。宋代以来的金石学多以文字为研究处理对象，及至晚清，金石学研究的范围与方法亦有所扩大[51]，但皆视“古物”为研究学问的材料。然而古物之作用，除作为研究材料外，尚有玩古怡情、夸耀富贵、贮蓄财富、甚至兴观群怨等社会功效[52]，如袁枚所云，世人或有以为“古物”无用，但恰恰“有用之用小，无用之用大”，古物的“无用之用”，正为大用[53]。这个古物的“无用之用”，1913年康有为又重新赋予了新的阐释，他说欧美的古迹名胜宫室，只要不是必用之地，一定会留下“空室败墙之迹，使人守之”，允许游人来此徘徊游览，这就是“无用之用”。不单是古迹，还有“无用之用”的古物，把这些古器古物予以保存，将能使“后之人感慕往迹，流连摩挲”，最终兴起志向，立志成才，所以欧美“人才辈兴，风厉踔发，则所得多矣”，而中国虽自夸为礼义文明的古国，历代毁弃文物和破坏古迹不可胜数，“举国之大，无一博物院，即图书馆亦寥寥也，不能比于欧美之一乡一邑”[54]。在这个新阐释中，“古物”和“古迹”的公益性已昭然若揭。对比1895年康有为在《强学会章程》中对博物馆的描述，“古物”在此时，已经成为康有为要强调的博物馆收藏的主体，而古物“无用之用”的大作用，也要依托博物馆，以公益的形式方得以发挥。
传统时期古物私藏的模式下，对于古物作用的认识，只能在“私”的领域展开。1905年张謇上书试图推动清廷将“私藏”转为“公藏”之时，即流露出对以往“古物”作用之发生效果的不满，因为古物的“私藏”之体，造成了古物“扃键相私”的“私利”之用，广大承学之士不能利用古物“有所参考”，“居今稽古”，不能服务公益。而将书画古器捐献给南通博物苑，可使古物由私藏变成“与众共守”，改善了古物的保存环境，从而“留存往迹，启发后来，风义所记，盖兼有之”[55]，明显提示出张謇思想中“公存”和“公益”的两个维度。在随后1909年拟定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中，清廷亦认为传统的“扃固秘藏”模式，只能供“一二有力者之把玩，而寒素儒生，至求一过目而不得”，古物若只能作“私用”，而“不能接于人人之耳目”，那么一旦遭遇变故，古物也不会引起人人的爱惜[56]。所谓“接于人人之耳目”，即是将古物公开展示，使得人人都可观看参考，将古物之“用”由“私利”转化成为“公益”。张謇和清廷观念中古物的“公益”，尚是承学之士或寒素儒生以古物作为稽古材料的益处，然而在同时亲身游历意大利的康有为眼中，古物似乎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古物虽无用也，而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兴不朽之大志，观感鼓动，有莫知其然而然者”[57]，“古物存，可令国增文明。古物存，可知民敬贤英。古物存，能令民心感兴”[58]。当古物由传统时期证经补史的工具或玩好之物，开始转为国家文明的象征和民族文化的代表之际，古物的作用和地位自然会发生变化，正如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发刊词指出“文化之成就，本乎历史之传承，而历史之精神，端在文物之观感”。所以在“古物”开始承载文明、民族文化乃至“国性”等近代概念时，“古物”也就成为了“文物”，一个极富建构色彩且具有明显文化认同特征的新名词。因为是民族文化的代表，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古物”的公益性亦得到强化，并且“承载了政治教化功能”，“更具意识形态的表征”[59]。
三 结语
林志宏曾研究了《四库全书》自清代编纂到民国后的历史，提出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乾隆朝完成的《四库全书》，本是“象征朝廷的光荣事业”，然而《四库》的命运却未止于清代，进入民国之后，《四库》“转而成为国家的文物”，《四库》的命运及发展，“宛如一场中国从朝代帝国蜕变为民族国家的写照”，对此，林志宏总结为“旧文物，新认同”[60]，这个观点，其实大可商榷，如果承认“文物”本身是一个近代以来被重新置换内涵的新称谓，那么与其说它是“新认同”的起点，毋宁说“文物”正是“新认同”的结果，而“旧文物”一词却大有吊诡的意味。季剑青以对清室古物的处置过程为例，试图说明“现代国家话语和观念落实为博物馆这一制度性的机构，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经由一系列复杂和精妙的机制才得以实现”[61]，事实上这个复杂的过程开始的更早，可以说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体”和“用”遭遇到西方的“体”和“用”，无论从坚船利炮还是国体政体，再到思想文化乃至道德伦理，都面临着一个多重甚至内涵自相矛盾的选择。还是以古物为例，1914年，有文章评论道，对于古物，“外人之保存出于公，公，故多陈诸博物院，以广资学者之研究。中华之保存出于私，私，故多藏之内府，仅以供至尊之观摩”[62]，将故宫开辟为故宫博物院，自然是化私为公，而在金梁心目中，开辟故宫博物院，将清室古物公开陈列展览，却有着“化国为家”的效果，可以保证清室对古物的继续占有[63]。如前所述，如果从“私藏”到“公藏”，“私利”到“公益”两个维度入手，对近代以来古物观念的变迁略作考察，可以清晰看出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初始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古物问题的处理，古物的“中体中用”，最终在观念层面被古物的“西体西用”所取代。然而在实践中，依然还有大量残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博行业的某些行为，包括考古学和博物馆，如注重大器、重器的“宝物”思想，对文物的重藏轻用，以及对公益性和公共性认识的不足[64]。近代以来，围绕古物形成的“公藏优于私藏，公益重于私利”的观念，使得来自西方的博物馆机制最终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所谓“现代性”的一环。莎娜·布朗（Shana J. Brown）在研究了中国尤其是晚清以来的金石学后，提出“在中国，同时也在世界别的地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古物更加现代了”[65]，这是一个深刻的观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物是人非”的现象除了单纯作为一种文学情感之外，在知识形成和社会体制上，也深深影响了近代中国，至少对于中国博物馆而言，正是因为有了“旧物维新”，才会最终形成这110年来中国博物馆的大格局。
[1]如傅振伦、梁吉生、苏东海、吕济民、宋伯胤、荆三林、王宏钧、徐玲、史吉祥、段勇、徐坚等人相关研究成果，篇幅有限，恕不一一罗列。
[2][5][6][21]陈端志编著：《博物馆学通论》，上海市博物馆1936年，第24、7、2-8、8页。
[3][7][8]费鸿年、费耕雨编：《博物馆学概论》，中华书局1936年，第4、34-35、34页。
[4]乔治·古德此定义见于Edward P. Alexander，Museum Masters： Their Museums and Their Influence，Altamira Press，1995，p.296；陈端志、费耕年两书均当通过棚桥源太郎著《眼ニ诉ヘル教育機關》一书转引此概念，分别见前揭陈书第4页和费书第30页。
[9]如地质学出身的杨钟健，亦认为偏一方面或专有注重的陈列，可叫陈列馆，而内容包括甚大的，才能称之为博物院。参杨钟健：《关于陈列馆的意见》，《科学》1936年第20卷第5期。
[10]李飞：《由“集新”到“集旧”：中国近代博物馆的一个演进趋向》，《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
[11][43]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走向世界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5、106页。
[12]《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第30册，澳门基金会、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年，第318页。
[13]张之洞（康有为代拟）：《强学会章程》，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第40页。
[14]郑子良：《“古物”概念之辨析》，《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5年第2期；刘毅：《“文物”的变迁》，《东南文化》2016年第1期。
[15]李晓东：《文物学概论》，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页；吕军：《“文物”一词浅析》，《文物春秋》1992年第1期。再如乔梁、王乐乐：《相关指代“文物”概念词汇的出现与变化试析》，《文物春秋》2011年第2期；何流：《“文物”、“文化遗产”之术语辨析》，《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刘毅：《“文物”的變迁》，《东南文化》2016年第1期等文，皆有探讨，恕不罗列。
[16]朱嫦巧：《文物：一个带有时间维度的文化认同物》，《四川文物》2007年第3期。
[17][52]〔英〕柯律格著、高昕丹等译：《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76、97页。
[18]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李济文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9][22][25]李济：《古物》，《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
[20]“传统时期”本即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术语，实际上中国自先秦以来，社会和思想皆在变动之中，大不相同，“集二千年于一线”的论述，反而大为可疑。本文所用的“传统时期”，盖指明清以来形成的诸多传统，请读者识之。
[23]徐玲：《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构建》，《文博》2012年第1期。
[24][59][64]徐玲：《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6、189、175-181页。
[26]李学勤：《中国收藏和西方收藏的异同》，《美术观察》1995年第6期。
[27]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10册，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第349-350页。
[28]张謇：《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南通博物苑文献集》1985年，第23页。
[29]张謇：《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南通博物苑文献集》1985年，第29页。
[30][45][47][55]张謇：《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南通博物苑文献集》1985年，第30、30、23、31页。
[31][32][56]《民政部奏保存古迹推广办法令行酌拟章程折并清单》，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第6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88页。
[33]张謇：《国家博物院、图书馆规划条议》，《南通博物苑文献集》1985年，第32页。
[34]《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简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
[35]《内务部公布古物陈列所章程、保存古物协进会章程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8页。
[36]陈为：《从古物陈列所到国立博古院——中国的第一座国家博物馆》，《中国博物馆》2009年第4期。
[37]这种历史当事者与后来研究者认识上的偏差，恰反映了当下中国博物馆史研究领域“以今律古”现象的突出。
[38]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40页。
[39]季剑青：《“私产”抑或“国宝”：民国初年清室古物的处置与保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
[40]丁蕾：《从私藏到公开展览：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未刊。
[41][42]郑观应：《藏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4、306页。
[44]李凤苞：《使德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页。
[46]张謇：《翰墨林书局章程》，《张謇全集》（第三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49页。
[48]〔宋〕刘敞：《先秦古器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15页。
[49]〔宋〕吕大临：《考古图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5页。
[50]〔宋〕赵明诚：《金石录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9页。
[51]查晓英：《“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体制下的重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53]〔清〕袁枚：《玩古者说三篇》，《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19页。
[54]康有为：《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852-854页。
[57][58]康有为：《意大利游记》，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2、387页。
[60]林志宏：《旧文物，新认同：〈四库全书〉与民国时期的文化政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2年第77期。
[61]季剑青：《“私产”抑或“国宝”：民国初年清室古物的处置与保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
[62]闲云：《古物保存记》，《公言》1914年第1卷第1期。
[63]《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陈条三事折》，《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故宫丛刊之二），故宫博物院再版刊行1929年3月。
[65] Shana J. Brown，Pastimes： From Art and Antiquarianism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1，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