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学作为历史的一个子学科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博物馆的学科定位一直很模糊。博物馆的发展——人才培养与资金支持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所以回到学科的出发点，去探讨学科内在的规律性与关联性，以及如何在学科中找到对博物馆学更加有利的发展定位，而将博物馆学划分在管理学大门类，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最为适宜。
博物馆学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依托于历史学。早在1948年2月，北京大学设博物馆专修科，以著名博物馆学家韩寿萱为专修科主任，聘请唐兰、陈梦家、孙政、沈从文等兼任教授，初设历史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等专业方向。那时博物馆学虽然隶属于文学院，但是已经定位为历史的专业方向。1980年南开大学首次将博物馆学划归到历史学的范畴，开办了4年制本科教育。截止到2015年2月，开办博物馆专业的高校已经达到50所。中国大学博物馆里，设立在历史学院的居多，也有些从属于考古文博学院，少数划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还有些划分在比较特殊的学院（例如中南大学划在政治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划在陶瓷美术学院，这与学校的优势学科不无关系）。相比较而言，美国博物馆学从属于人类学系，这与美国印第安人和大量的土著博物馆有直接关系。把博物馆划在人类学范畴体现了更多的人文關怀，这也为美国宣扬人权的政治立场服务。而北欧一些国家将博物馆学划在传播系下面，作为信息媒介的存在。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曾说过，“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和运用，宣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博物馆存在虽然久远，但作为一种新媒介还是最近的事情。信息的整合和新的传播方式能够给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博物馆在欧洲的发展让人期待。
在我国，博物馆学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从历史学划分为三个一级学科（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博物馆学自然划分在了考古学一级学科的范畴内，成为了考古及博物馆学二级学科。为什么考古学能从原来的八个二级学科中脱胎出来，一跃成为一级学科，而博物馆学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这与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近代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出现，导致商朝成为信史。人们对于出土实物的补史作用有了深刻认识。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出二重证据法，深刻指出实物可补史之不足，纠史之谬误。而我国现行体制是考古工作者掌握第一手资料，所以历史工作者对考古倾注了更大的热情，以求构建出更完整的历史蓝图。博物馆学与历史学的联系仅仅建立在出土文物的基础上，但是当文物的时空发生转移时，它能够带来了历史信息极为有限。博物馆学收藏了二手资料，就像历史学留下了官方历史。长期发展下去，博物馆学就成为了文物学，博物馆也就成为了历史博物馆。当西方艺术博物馆等专门博物馆正在丰富博物馆学理论和学科分支的时候，我国的博物馆学只能画地为牢，难以有所突破。同时，博物馆学和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有着显著的不同。历史学作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占据了传统学术地位的制高点。博物馆学作为应用科学，与许多西方舶来品专业一样，实践性要求特别强，它在方法论上暗含着许多管理的因素。如果用历史学的方法论来推导，应该是理论指导实践。从过去的历史中提炼出理论，再用理论指导未来的历史。而应用学科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实践丰富理论。实践的机会比较多，注定了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可能。而博物馆学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受历史学的方法论影响，自然变成了对文物的研究，从而限制了丰富博物馆学本身的学科内涵。以国内某高校博物馆学专业为例，专业必修课：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学导论、文物保护基础、史学导论、专业论文、学年英语、毕业论文等。而对比美国高校博物馆学核心课程：博物馆展览设计与开发、教育活动规划、观众评估、藏品管理、博物馆运营管理等。一个是以文物学为核心的博物馆学，一个是以管理学为核心的博物馆学，事实上，美国的博物馆学发展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当然，现实中博物馆学早已跳出了文物学的框框。当和历史学的目的发生偏差时，能从历史学中得到的资源就非常有限了。无论是评比项目、职称，评委会可能很难对博物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或者难以认同科研的创新点。在博物馆教学人员的实际工作中，由于博物馆实践的需要，后续的资金和资源难以从第三方及时跟进。如果单凭教学人员自身的资源着手，会影响到教学本身。以复旦大学为例，博物馆学科研项目三年内只有100万的资金投入，而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产业每年都有1000万的项目资金。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和较大的社会效益，往往不能成为高校专业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博物馆》杂志作为博物馆学的核心期刊，却不能得到浙江大学等一批高校的承认，这也从侧面说明博物馆学在历史学中的尴尬地位。
似乎，博物馆划在管理学的门类下，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在近代，博物馆本来从图书馆中脱胎出来。而博物馆本身都会拥有一些藏书室。它们的功能会有部分的重合。而且在图书馆的图书分类中，博物馆学的书籍往往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放在一起。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是作为管理学的一级学科存在的。博物馆学和它们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它们都是信息的载体。它们都有着收集、储存、研究信息的责任。图书馆是以收集、采访各种书籍文献作为其馆藏。档案馆是集中保管党和国家重要档案的基地。博物馆以收藏有历史价值与文化遗产价值的实物馆藏为主。在西班牙，推出过一个城市记忆机构项目，西班牙各城市的政府都设有专门部门以对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联合服务进行指导，这些部门就是所谓的“记忆机构”。有了“记忆机构”，部分工作人员可以同时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工作，以便更加有利于“三馆合作”的开展。当然，这并不是外国人的首创。在1911—1929年，云南省曾经出现过图博合一的情况，当时名叫云南图书博物馆，一馆两用。
其次，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机构的形式存在，而且是政府组织的非盈利性机构。这就意味着国家需要对它们有更多的指导和干预。图书馆，档案馆在服务民众，服务科学方面做得很有成效。尤其是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民众有了更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去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当然，纸质的信息比实物的信息更容易做数字化的处理。博物馆在传播方式上有更加多元的基础，实物能给人直观的感受和抽象的表达，在传播的同时观众的无意识再创造是更加民主的表达。为了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它们也需要集中起来进行管理。
再次，博物馆学的发展趋势在于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博物馆社会角色的转变，公共关系的重新确立。2008年国家文物局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充分发挥博物馆、纪念馆宣传和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发布了《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通知》。作为国家窗口的事业单位，民众对于政府的好奇有一个如此平易近人的方式呈现，博物馆又有什么理由不亲近民众呢？中国有个成语叫“通情达理”，要达理必先通情。只有充分站在对方的立场，才有可能把思想传递开来。而管理学的精髓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对于人的理论方法和资源调配上管理学更得心应手。把博物馆学放在管理学的范畴下，更符合自身学科的发展规律，也能够在大学科的合理规范下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